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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——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十******

 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题:贯彻——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十

  新华社记者

  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“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”“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”……纵览党的二十大报告,“贯彻”一词出现20余次。

  贯就是串,彻就是通;上下贯穿,通达至底。从这个词,可以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令出如山、言出必行,一以贯之、一贯到底的作风和品格。

  贯彻之源——中国共产党在狠抓落实中锻造出强大政治执行力

  10月25日下午,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,主题正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

  “全党要在全面学习、全面把握、全面落实上下功夫,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,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话语掷地有声。

 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,中国共产党善于把远大理想、最高纲领同脚踏实地、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。这正是“贯彻”二字的力量所在。

  纵观百年党史,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,靠的就是全党同志团结带领人民群众,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抓贯彻落实:在河北正定工作时,决定了要做的事,就抓住不放,一抓到底,抓出成效;在福建宁德工作时,用了两年时间清理干部非法占地建私房,不达目的不罢休;在浙江抓“三农”工作,一竿子插到底,直接向基层干部宣讲……

  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“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”,对于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,总是亲自调研、亲自督促、反复去抓——

 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,就主持制定中央八项规定,并始终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,带头严格执行,十年如一日,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深入。

  以钉钉子精神抓扶贫,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,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,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。

  先后6次就“秦岭违建”作出批示指示,直至千余栋违建别墅被整治、相关人员被查处,彰显一抓到底、务求实效的工作作风。

  ……

  一以贯之,方得始终。坚定不移执行、不折不扣贯彻,中国共产党把一个个“不可能”变成可能。

  贯彻之基——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、力量所在

  2020年4月21日下午,雨后初霁,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里,满山绿意,茶香扑鼻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,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迎面走来。在他身旁的,是陕西省委书记、安康市委书记、平利县委书记、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。从党的总书记,到村党支部书记,同时出现在产业扶贫第一线共抓脱贫攻坚,兑现对人民的承诺。

  严密的组织体系,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、力量所在,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上下贯通、一贯到底的密码。

  这个组织体系,贯彻的意志坚定不移——

 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,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。

  “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,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,大家各自为政、各行其是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,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,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‘私人俱乐部’,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。”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。

  在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共产党员、14亿多人口的大国,不折不扣、充分彻底地将党中央意志转化为每名党员的实际行动,至关重要。

 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,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,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,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,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更加团结统一。

  这个组织体系,贯彻的制度严密系统——

 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,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由党的中央组织、地方组织、基层组织共同构成的科学组织体系。

  横到边、纵到底,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上下贯通、执行有力。在无数个险要关头、关键时刻,这一严密组织体系发挥出了强大的组织力量。

  从血火交织的硝烟战场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,从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到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,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,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义无反顾、冲锋在前,党的组织肌体“如身使臂,如臂使指,叱咤变化,无有留难”,因而创造了一项项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。

  贯彻之要——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

  “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,我们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。现在,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,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,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”

 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,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,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。

 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域中,讲政治从来不是抽象玄虚的,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。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、体现在实际工作中,以强大执行力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行动。

  秉持一贯到底的作风,向着光荣和梦想开启新的远征,“贯彻”二字,依然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关键密码。

  新征程上看“贯彻”,要铺开“全面覆盖”的广度。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一域。党的二十大所作出的决策部署涵盖改革发展稳定、内政外交国防、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,需要始终坚持系统观念,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,谋划和推动地区部门工作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,创造性开展工作,做到既为一域增光,又为全局添彩。

  新征程上看“贯彻”,要推进“彻彻底底”的深度。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有近期的,有中期的,也有长期的。既要全面推进,又要突出重点;既要狠抓当前,又要着眼长远。多办打基础、利长远的事,在把握总目标、总方向、总要求的前提下,制定明确的时间表、施工图,扎扎实实向前推进。

  新征程上看“贯彻”,要秉持“贯穿始终”的态度。船到中流浪更急,人到半山路更陡。前进道路上,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,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,这就更需要我们以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顽强意志攻坚克难,以“弄潮儿向涛头立”的胆魄能力开拓进取,乘风破浪、奋勇向前,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。

  回首来时路,我们始终以一以贯之的态度披荆斩棘,攻克前进之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。

  站上新起点,我们仍要秉持一贯到底的作风,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,向着更伟大的胜利进发。(记者林晖、胡浩、王鹏、徐壮)

  海报设计:赵丹阳

  技术:密雅琪、相昌盛

  编辑:胡碧霞

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: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

 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:杨念群: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

 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
 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,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;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,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,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;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,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,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,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,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
 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,不过,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,不仅祖父有藏书,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,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,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,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,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

  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
  中国新闻周刊: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: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
  杨念群:以往二十年,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,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,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,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,加以重新解读,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
  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,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,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,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,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,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,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
 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,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,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,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,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,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,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
  另外,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,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,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,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,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: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近二十年左右,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?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?

  杨念群: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,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,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
  我一直认为,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,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,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,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,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,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
 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,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,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
 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,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,但我感到困惑的是,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,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,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,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,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
2022年12月,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,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,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,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,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?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?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?

  杨念群:第一,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,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,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,获得某种安全感,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,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,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,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,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,除了“大一统”外,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,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,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,至于到底怎么落实,始终众说纷纭,语焉不详。第三,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,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,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,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,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

 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,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,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?

  杨念群: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,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,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,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,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
 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,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,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,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,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,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,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,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,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,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,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
 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,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,应该发挥想象力,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,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,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,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,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,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,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,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,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,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,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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